13~14世纪，经过蒙元帝国的西征和南伐，亚欧大陆首次被连结成一个整体，海上、陆路“丝绸之路”全面拓通，中国第一次实现了西北内陆和东南海洋两大出口的全球开放格局。正如元代旅行家汪大渊在《岛夷志后序》中写到的那样：“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在元代海外贸易中当之无愧地占据首要地位，泉州也由此进入到自身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蒲寿庚与泉州市舶司
元代泉州港的兴盛离不开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从南宋降元的原泉州市舶司提举蒲寿庚。蒲寿庚于宋末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王磐《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云：“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本西域人，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
蒲寿庚亦官亦商，凭藉手中显赫的权力与雄厚的海上资本实力，成为宋元鼎革之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在泉州恢复市舶司之设，泉州成为元朝设立的第一个市舶司，这也是元朝海外贸易的发端。同年四月，中书左丞董文炳谒见元世祖忽必烈时说：“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诱诸蛮臣服。”蒲寿庚于是被朝廷任命为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
蒲寿庚弃宋降元和重主市舶司，使元朝政府不仅拥有了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泉州和大量海舶，还获得了熟悉海外交通、国情和贸易的大批人才。蒲寿庚以其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及其在海外诸国穆斯林海商中的威望，积极恢复和发展泉州的海外贸易，为泉州港在元代成为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奠定重要基础。
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通过蒲寿庚等人向海外各国宣布了元朝欢迎并保护通商贸易的谕旨：“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之前的海外贸易一般以朝贡为目的，后来的明朝也是如此，政治意义更大一些。忽必烈在这个谕旨上，欢迎“往来互市，各从所欲”，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倾向非常明显。这条谕旨也得到了诸多海外国家的回应，次年即有占城（越南）、马八儿（印度半岛东部）等十多个国家的使臣和舶商来到泉州。
香瓷之路
元代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被称为舶商，舶商中有不少自己拥有船只和雄厚资金的大商人。如蒲寿庚的女婿佛莲，“其家甚富”，有海舶80艘。
元代海舶制造和航海技术都居于世界先进之列，再加上全国统一以后，农业、手工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能够为海外贸易提供丰富的物资。因此，中国商舶东起高丽、日本，中经东南亚诸国、印度次大陆，西抵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岸、非洲沿海地区，贸易活动的范围远远超过前代。
元朝通过泉州等港口由海道出口的商品，主要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两大类。农产品主要是谷物稻米，但因政府屡加禁止，所以出口有限。在对外贸易中占据大宗的是手工业品，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纺织品，包括生丝以及苏、杭五色缎、紬、绢、布（花布、青布）等。纺织品是传统出口物资，享有极高声誉，深受亚、非各国欢迎。
二是陶瓷，包括陶器和瓷器。著名的元青花瓷就是外销瓷，今天在伊朗、土耳其等国家的博物馆中都保存有元代青花瓷器，非洲不少地区也有元代瓷器遗物出土。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中国瓷器品质最佳，远销印度和其他国家，直到他的家乡摩洛哥。
三是金属和金属器皿，有铁条、铁块等半成品和锡器、铜器、铁器等。元朝政府禁止金、银出口，但仍有不少金银被走私外流。
此外还有日常生活用品，如木梳、漆器、雨伞等；文化用品，包括各种书籍、文具和乐器，前两者主要出口高丽和日本；经过加工的副食品，如酒、盐、糖等。
这些商品除了一部分是供各国上层社会消费之外，很大一部分都是民众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物资。
元代泉州从亚、非各地进口的商品，种类多达二三百种，既有来自东、西洋的货物，也包括自日本、高丽进口的商品。这些进口商品中，象牙、犀角、真珠、珊瑚等“宝物”和沉香、速香、檀香等“香货”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贵重物品主要是为了满足皇室、贵族等上层社会奢侈生活的需要。
药材也是重要的进口物资。除了从东、西洋进口的没药、阿魏、血竭等药物外，还从高丽大量输入茯苓、红花等物。另外，部分香料也当作药材使用。
进口的其他物资还包括白番布、花番布、剪绒单、毛驼布等各种布匹，青铜器、藤席、椰簟等生活用具，以及皮货、木材、漆等物。日本出产的木材深受欢迎，是建筑和造船的极好材料。高丽出产的新罗漆，质量很高，最适于饰蜡器。
值得注意的是，自宋元以来，大宗出口商品中，丝绸因偶有禁断，比重有所下降，而瓷器出口的比重显著增加；进口商品中，珠宝的比重在逐渐降低，香料的比重却因需求的旺盛大大增长。这样，出口瓷器，进口香料，宋元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香瓷之路”。
梯航万国
有元一代，经由朝廷指定先后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最多时有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广州、上海、澉浦（今属浙江海盐）、温州、杭州等七处。但兴废不常，到元末，仅有泉州、广州、庆元三处。
有学者推算，元中叶，每年从海外输入的珠宝有四百斤，黄金多达三千四百两。仅黄金一项的收入，就相当于朝廷岁入黄金总数的六分之一。无怪乎元人将海外贸易看作是“军国之所资”“国家大得济的勾当”。
元后期，与泉州进行海上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达百余个，除了亚洲，还有非洲东海岸的许多国家，甚至到达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元人庄弥邵《罗城外壕记》载：“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始为东南巨镇，或建省，或立宣慰司，所以重其镇也。”
作为世界性的大港，泉州港每天吞吐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品，“熏陆胡椒腽肭脐，明珠象齿骇鸡犀。世间莫作珍奇看，斛使英雄价尽低”。由于奇珍异品太多，即使像珠宝、香料、象牙、犀角这样贵重的宝货，在泉州也成了物美价廉、寻常可见的东西。
威尼斯商人出身的马可·波罗也观察到了这一点。他离开中国之时曾取道泉州，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对泉州港的观察也很仔细。据他估计，当时泉州的吞吐量，相当于亚历山大等其他地中海沿岸港口的一百倍。
和平友好的海外贸易关系，也加深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谊。当时东、西洋各国都称中国人为唐人，中国商船为唐舶。文老古（摩鹿加群岛）人民“每岁望唐舶贩其地”；浡泥（加里曼丹岛）人“尤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以商贩为生业的交趾各个港口，“饮食衣服皆仰北客（指中国商人）”，服饰日用都是元人风俗……
元代理学宗师吴澄这样描绘元代泉州海外贸易的盛况：“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